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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闻天：从中央负责人到寂寞晚年经历了什么
一项大事业的成功，从来都是由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组成；一个政党的正确思想，也从来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产生的。
恩格斯说，一个苹果切掉一半就不是苹果。一个百年大党，如果没有犯错并纠错，就不可能走到今天。当我们庆祝如今的辉煌时，怎能忘记那些为纠正党的错误付出代价，甚至献出生命的人。这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，就是张闻天。（文末附视频《张闻天：一个被历史遮蔽的人物》）一把钥匙解党史
张闻天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。1964年4月16日，毛泽东说，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：陈独秀、瞿秋白、向忠发（实际工作是李立三）、博古、张闻天。毛泽东称张闻天是“明君”，并开玩笑叫张的夫人刘英为“娘娘”（毛还是长征时为张、刘二人牵得姻缘的“红娘”）。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，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，真正是“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”。算到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为首领，张任总书记是4年；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为主席，在组织上完成交替，张任总书记是8年。无论4年还是8年，张领导的“第五朝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期。因为中共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取得政权总共才28年。现在回头看，张在第五任总书记任上干了三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。一是把毛泽东推上了领袖的位置，成就了一个伟人。二是正确处理西安事变，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，共产党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，并日渐壮大。三是经过艰苦工作实现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，共产党取得了敌后抗战领导权，获得民心，从此步步得势，直至取得政权。毛泽东、周恩来和张闻天（右一）在红军时期的合影
张闻天与毛泽东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，但两人的出身、经历、知识结构和性格都差异很大。毛泽东与张闻天（洛甫）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，即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3年延安整风前。这也正是前面所说张为党建树三大功劳的时期。据何方先生考证，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，到1938年9月六中全会，两人联名（多署“洛、毛”）发出的电报就有286件。这时期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，小心合作，互相尊重。如西安事变一出，毛主张“审蒋”，张主张和平处理，毛随即同意；红军到陕北后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，张要向北，毛要东渡，后来张又同意了毛的意见，并率领中央机关随军“御驾亲征”。向来历史上“明君”与“能臣”的合作都是国家的大幸，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上升期，张、毛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党政治局面的上升期。张闻天性格温和，作风谦虚，决不恋权。他任总书记后曾有三次提出让位。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党需要派一个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，这当然很危险，他说“我去”。中央不同意，结果派了陈云。第二次是张国焘搞分裂，向中央要权，为了党的团结，张说“把我的总书记让给他”，毛说不可，结果是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。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，会前王稼祥明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为领袖的意见，张就立即要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毛。因为其时王明还在与毛争权，毛的绝对权威也未确立，还需要张来顶这个书记，毛就说这次先不议这个问题。1938年，前排左起：康生、毛泽东、王稼祥、朱德、项英、王明，后排左起：陈云、博古、彭德怀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张闻天
忍辱负重20年
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张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辟工作（就像当年要求到上海开辟工作一样）。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，这样使用显然有谪贬之意，但张不在乎，只要有工作干就行。早在晋西北、陕北调查时，张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，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，翻身富裕的路子。而勤于思考，热心研究新问题，又几乎是张的天赋之性。1936年12月“西安事变”后，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，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变。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，指出不能急，先“合作供销”，再“合作生产”。合作社一定要分红，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？新中国将要成立，他总结出未来的6种经济形式，甚至提出中外合资。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。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。但是好景不长，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，这显然有外放之意。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，这是明显的高职低配。1951年，张闻天赴苏联担任驻苏大使
他向陈云表示，希望回国改行去做经济工作。当时周恩来兼外长工作太忙，上面同意周的建议调他回来任常务副部长，但外事活动又不让他多出头。
1956年党的八大，他以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要作一个外交方面的发言，不许。虽然远离权力中心，但作为旁观者，张闻天在许多大事上表现得惊人的冷静。1957年反右，他在外交部尽力抵制，保护了一批人。1958年大跃进，全国处在一种燥热之中，浮夸风四起。他虽不管经济，却力排众议，到处批评蛮干，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胆发言。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是个标志，提出钢铁产量翻一番，全国建人民公社，运动一哄而上。10月他在东北考察，见土高炉遍地开花，就对地方领导说这样不行。回京一看，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垒起了小高炉。他说这是胡来，要求立即下马。张闻天在党内给人留下的形象是犯过错误，不能用，可有可无。对张来说，这20年来给多少权，干多少活，相忍为党，尽力为国，只要能工作就行。但他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，整日在基层调查研究，接触工农群众，工作亲力亲为，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，自然会有许多想法。无论怎样地看他、待他，为党、为国、为民、为真理，他还是要说实话的。庐山上的一场争论已经不可避免。1959年，张闻天在庐山
21日下午，张带着这几天熬夜写就的发言提纲，从177别墅向华东组的会场走去。又一颗炸弹将在庐山爆炸。与彭德怀的信不同，张的发言除讲事实外，更注重找原因，并从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析事说理。针对会上不让说缺点，怕泄气的说法，他说缺点要讲透，才能接受教训；泄掉虚气，实气才能上升。总结教训不能只说缺乏经验就算完，这样下一次还会犯错误，而是要从观点、方法、作风上找原因。如“刮共产风”，就要从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上找原因。他说好大喜功也可以，但主客观一定要一致；政治挂帅也行，但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。坏事可以变好事，是指接受教训，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，我们要尽量不办坏事。他特别讲到党风，说不要听不得不同意见。最后，他提到最敏感的彭总的信。明知这时毛已表态，彭正处在墙倒众人推的境地，但他还是泰然支持，并为之辩护、澄清。他发言的华东组，组长是柯庆施。张在柯主持的小组发言，可谓虎穴掏子，引来四围怒目相向，他的发言不断被打断，会场气氛如箭在弦。张却泰然处之，紧扣主旨，娓娓道来。他知道这是力挽狂澜的最后一搏了，就像当年在扭转危局的遵义会议上一样，一切都置之度外。遇有干扰，他如若不闻，再重复一下自己的观点，继续讲下去，条分缕析，一字一顿，像一个远行者一步一步执着地走向既定的目标。20年来，他官愈当愈小，问题却看得愈来愈透。那些热闹的大跃进场面，那些空想的理论，在他看来是一件皇帝的新衣，是百姓和国家的灾难，总得有人来捅破。他足足讲了三个小时，整个下午就他一人发言。稿子整理出来有8000多字。毛泽东大为震怒。两天后的7月23日，毛作了一个疾言厉色的发言，全场为之一惊，鸦雀无声，整个庐山都在发抖。散会时人人低头看路，默无一言，只闻挪步出门之声。8月2日毛又召集所有的中央委员上山（林彪说是搬来救兵），工作会议变成了中央全会（八届八中全会）。这天毛在会上点了张闻天的名，说他旧病复发。当天又给张写成一信并印发全会，满纸皆为批评、质问。7月23日和8月2日的讲话，还有这封信让张大为震惊。他本是拼将忠心来直谏，又据实说理论短长的。想当此上下头脑发热之际，掏尽脏腑，倾平生所学，平时所研，为党开一个药方。事前田家英、胡乔木曾劝他不要说话时，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，再三思量后，曾手抚讲稿对秘书说：“比较成熟，估计要能驳倒这个讲话也难。”但毛的讲话和信给张定了调子：“军事俱乐部”、“文武合璧，相得益彰”、“反党集团”。会议立即一呼百应，展开对他的批判，并又翻起他的老账，说什么历史上忽左忽右，一贯摇摆。就这样他成了“彭黄张周”反党集团的副帅。为了党的团结，张闻天顾全大局违心地检查，并交了一份一万字的检查稿。但是还是通不过，9日那天他从会场出来，一言不发，要了一辆车子，直开到山顶的望江亭，西望山下江汉茫茫，四野苍苍，乱云飞渡，残阳如血。他心急如焚，欲哭无泪。他几次求见毛，拒而不见。会议结束，8月18日张闻天下山，回到北京。留得光辉在人间
庐山一别，张与毛竟成永诀。1960年春，张大病初愈，便写信给毛，希望给一点工作，不理。他找邓小平，邓说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。又找刘少奇，刘说还是搞经济吧，最好不要去碰中苏关系。他就明白了，自己还不脱“里通外国”的嫌疑。他去找管经济的李富春，李说正缺你这样的人，三天后却又表示不敢使用。后来中组部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去当一个特约研究员，他立即回家把书房里的英文、俄文版的外交问题书籍一推而去，全部换成经济学书刊，并开始重读《资本论》。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，全国形势好不容易出现一个亮点，中央开始检讨1958年以来的失误，毛、刘在会上都有自我批评。文革开始后，张闻天备受折磨，1966年8月9日起不断遭到批斗。张闻天经常乘公共汽车到机关接受批斗。这是他使用的汽车月票
1969年10月18日，他被化名“张普”流放到广东肇庆。肇庆五年是他生命的末期，也是他思想的光辉顶点。软禁张闻天的这个小山坡叫“牛冈”，比牛棚大一点，但仍不得自由。他像一个摔跤手，被人摔倒了又扔到台下，但他并不急着爬起来，他暂时也无力起身，就索性让自己安静一会儿，躺在那里看着天上的流云，探究着更深一层的道理。每当夜深人静，繁星在空，他披衣揽卷，细味此生。他会想起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时的学习，想起在长征路上与毛泽东一同反思五次反围剿的失利，想起庐山上的那一场争吵。毛泽东比他大七岁，他们都垂垂老矣，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吵出个结果，而国家却日复一日地政治混乱，经济崩溃。是党的路线出了毛病，还是庐山上他说的那些问题，今犹更甚。归纳起来就是三点：一是滥用阶级斗争，国无宁日，人无宁日，无休无止；二是不尊重经济规律，狂想蛮干；三是个人崇拜，缺乏民主。他将这些想法，点点所得，写成文章。这些文字已是红叶经秋，寒菊着霜，字字血，声声泪了。1975年，张闻天夫妇在无锡汤巷居所
张闻天接受七千人大会后的教训，潜心写作，秘而不露。眼见“文革”之乱了无时日，他便请侄儿将文稿手抄了三份，然后将原稿销毁。这些文章只有作为“藏书”藏之后世了。这批珍贵的抄件，后经刘英呈王震才得以保存下来，学界称之为《肇庆文稿》。多少年后当我们打开这部《文稿》时，顿觉光芒四射，英气逼人，仿佛是一个预言家在路边为后人埋下的一张纸条。我们不得不惊叹，在那样狂热混乱的年代里，作者竟能如此冷静大胆地直刺要害。只需看一下这些文章的标题，就知道他是在怎样努力拨开时代的迷雾：《人民群众是主人》，《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》，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》。我们不妨再打开书本，听一听他在40年前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：生产力是决定因素，离开发展生产力去改革生产关系是空洞可笑的。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不同的阶段，不要急着跨进共产主义。阶级斗争就是各阶级为自己阶级的物质利益的斗争，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，共产主义就是画饼充饥。共产党执政后最危险的错误是脱离群众……他的这些话从理论上解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反右派、大跃进、反右倾、“文革”等运动的错误，是在为党开药方、动手术。1974年2月经周恩来干预，张闻天恢复了组织生活。10月他给毛写信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，希望能回京居住治病。毛批示：“到北京住，恐不合适，可另换一地方居住。”张欲回老家上海，不许，1975年8月被安置到无锡。张闻天生平最后一张照片（无锡梅园）
越明年，1976年7月1日，在党的55周年生日这一天，这个五朝总书记就默默地客死他乡（这一年中共去世四位元老，1 月：周恩来；7月：张闻天、朱德；9月：毛泽东）。他临死前遗嘱，将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上交党费。这时距打倒“四人帮”只剩三个月。上面指示：不开追悼会，骨灰存当地，火化时不许用真名字。妻子刘英送的花圈上只好写着：“送给老张同志”。火化后骨灰又不让存入骨灰堂，而放在一储物间里。他去世后三个月“四人帮”倒台，三年后中央为他开追悼会平反昭雪。邓小平致悼词曰：“作风正派，顾全大局，光明磊落，敢于斗争。”1985年，他诞辰85周年之际《张闻天选集》出版，1990年他诞辰90周年之际四卷本110万字的《张闻天文集》出版。到2010年他诞辰110年之际，史学界、思想界掀起一股张闻天热，许多研究专著出版。还汝洁白漫天雪
2011年元旦，我为寻找张闻天的旧踪专门上了一次庐山。刚住下，我就提出要去看一下他1959年庐山会议时住的177号别墅。主人说，已拆除。我说那就到原址凭吊一下吧。改造过的房子是一座崭新的二层楼，已经完全找不到旧日的影子。里面正住着一位省里的领导，我说是来看看张闻天的旧居，他一脸茫然。我不觉心中一凉，连当地的高干都不关心这些，难道他真的已经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？第二天一觉醒来，好一场大雪，一夜无声，满山皆白。要下山了，我想再最后看一眼177号别墅。这时才发现，从我住的173号别墅顺坡而下，就是毛泽东1970年上山时住的175号别墅，再往下就是1959年彭德怀住的176号和张闻天住的177号。三个曾在这里吵架的巨人，原来是这样地相傍为邻啊。●武大教授：当前十大怪现象●冯骥才：一桩千古罕闻的奇案●何兵：官员是否应该公开财产？●周同宾：饥饿中，人心比铁硬，人情比纸薄●一位县委书记眼中的官场：无能的愁死，胆小的吓死，想不开的冤死
一“点”不远